员工一年内迟到98次后遭解约，是单位的错还是员工的错？

监督模式下权力的结构是单向的，即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文章来源：《法学家》2017年第4期。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等七部门就印发了《关于加强河流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既然每个地方行政区注定要解决自己特有的问题，那国家法律就不是什么援军救兵了，而目标却又是建成一个亲密无间的共和国，[9]因而就更需要强调地方合作或区域合作来回应矛盾。二、基于区域合作思维的取证及其审查 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要件为：1.行为人有污染环境的行为。安徽方主管部门在事故调查中应当遵守，与江苏方主管部门共同调查取证，共同制作调查报告并加盖双方公章确认。[27] 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4页。国家尽管也会把领土划分为或大或小的行政区，在行政区设置相应的行政机关，但行政区只是中央政府设置在各地的监管区，行政区上的行政机关只是中央政府在该地的监管机关。

[5] 参见王涌：《财产权谱系、财产权法定主义与民法典财产法总论》，《政法论坛》2016第1期，第103页。[34] 参见李卫平：《关于司法管辖区制度的几点思考》，载《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29] 韩大元：《坚持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人民检察》2012年第23期。

有学者提出应由其他国家机关对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行使行为施以必要的制衡。[⑤] 林喆：《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专门性则主要表现为监督主体的专门性和监督手段的专门性。[19]官方文件对监察委员会定位的表述是基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理论观点则更多地基于监察委员会的职能。

[37]可见，检察机关的公诉权、侦查权以及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进行审查等权力并不属于监督权，而是刑事诉讼中的权力制衡的体现。[54] 参见刘计划：《侦查监督制度的中国模式及其改革》，《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

[59]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9页。[32]显然，我国学者的学术观点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重新界定检察权的属性和检察院的职能定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23]因此，按照那种一定要将某种国家权力归属于行政权、立法权或者司法权之一的传统思维习惯，的确无法为监察权进行准确的定性。[31]当然，也有人认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并不改变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属性，除非有进一步的体制变革，否则检察机关仍然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35]检察院可以对直接受理的案件行使侦查权，[36]也可以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行使补充侦查权。[24] 事实上，判断一种权力的属性，不仅要考虑权力划分的基本理论，更要考虑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宪制结构。检察机关反贪污、反渎职和预防犯罪相关职能整合至监察委员会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检察机关丧失了其监督主体的唯一性和监督手段的专门性，继而引发了检察机关是否还是法律监督机关以及检察权是否还属于监督权的质疑。[11] 李永忠：《权力结构改革与监察体制改革》，《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57] 参见前注22，陈光中文。这一监督范围远远广于其他任何形式的监督。

这种独立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监督权是一种独立的权力，从权力性质上不同于被监督的权力。等这一改革正式全面铺开以后，从监察部到各级人民政府的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都将被撤销，检察院的机构人员也将面临重大调整。

然而，监察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和检察权的性质。第二，监督的范围不同。监察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15]鉴于此，有学者认为监察委员会的属性定位是监察体制改革的首要问题。[⑤]古今中外，如何实现权力制约都是执政者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等诸多学科重点研究的对象。监督是指由专门的监督机构对其他国家权力行使的过程和结果进行监察和督促。

监督最根本的特点在于监督权独立于被监督的权力。一旦公职人员存在腐败行为，则应由其本人承受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其进行的调查和处置。

无论公职人员的内涵和外延如何界定，至少可以确定的是，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对象是自然人，而不是组织。马怀德:《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仟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然而，在宪法上，每个国家机构都有明确的性质与功能，任何政治改革以及必然伴随的具体制度设计都应当遵循这一宪法原则。[41] 四、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关系 改革以后，监察委员会和检察院的关系自然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如果案件经过二次补充侦查，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则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此举就终结了整个诉讼程序。监察委员会对公职人员作出处置决定是在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进行调查之后。行政监督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检察权，它是指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有权通过发出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其纠正。[42]有人则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并不改变、更不取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地位和属性。

监察权作为一种综合性的、高效而强大的权力，其滥用会造成非常可怕的后果，因此，它也应该受到制约。[55]因此，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权力如何进行监督制约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试点方案》也明确提出要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

[⑥]制衡则体现了不同权力之间互相牵制的关系。当然，另一个问题同样不容回避。

这些监督方式都是程序性的，即不能直接改变监督对象的行为结果。在行政检察监督方面，监督的范围应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要排除抽象行政行为。

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公诉机关和诉讼监督机关的观点的主要理由在于职务犯罪侦查权是检察机关最具刚性和监督属性的权力，是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主要根据和重要支撑，因此，侦查权的剥离直接导致检察院失去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我国既有的国家权力体系中并没有国家监察权，要明确这项权力的性质只能从多方面进行分析。从职责构成来看，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调查权。只是，抗诉启动再审程序后，依然是由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对案件重新作出裁判。

[20] 这里所述的是形式意义上的权力来源。改革毕竟改变了既有的国家权力结构和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分配。

[17] 参见马怀德：《〈国家监察法〉的立法思路与重点》，《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33] 参见叶必丰：《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法学评论》1997年第5期。

[44]在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中，应当设置多元监督主体和多元监督机制。[51] 第四，监督的阶段不同。